17 億美元暗通伊朗？揭弊員工遭解僱？拆解華爾街日報指控與幣安的絕地反擊

17 億美元金流暗通伊朗？合規調查員因「知道太多」而遭解僱？《華爾街日報》一篇針對幣安的調查報導，如今已演變為雙方對簿公堂的法律對決。這究竟是交易所合規體系失靈，還是媒體對鏈上數據的誤讀？當幣安決定發起誹謗訴訟反擊，這場涉及地緣政治、金融制裁與鏈上偵查的羅生門，正揭開加密貨幣產業轉型期最激烈的鬥爭。

在討論這場風波的深層意義之前，讓我們先沿著事件的時間線與交鋒重點，還原整起爭議的來龍去脈。

2 月 13 日： 《財星》率先發難，以獨家報導指控幣安內部調查人員因追查涉及伊朗金流的潛在違規行為，遭到公司解僱。
2 月 23 日：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跟進報導。 WSJ 更具體指出，幣安涉嫌讓高達 17 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伊朗受制裁實體，並指稱幣安高層「強行中止調查」、「壓制合規報告」。
2 月 23 日：幣安發布聲明，公開內部調查流程，駁斥媒體報導是基於「不完整且被嚴重錯誤描述的說詞」，並強調資金未直接流入制裁名單。
3 月 11 日：幣安正式控告《華爾街日報》誹謗；同日，《華爾街日報》再刊文，指美國司法部正調查此事；幣安回應稱「毫不知情」。
3 月 11 日：幣安發布聲明，直接點名外媒的 4 大指控「皆為虛假」，並公開這 17 億美元在區塊鏈上「至少經過 3 層跳轉（3 layers away）」的真實資金流向圖。

媒體筆下的驚悚劇本：「被消失」的調查

根據《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今年 2 月的報導，幣安合規調查小組去年追蹤發現，有 2 家公司「匯盈信托（Blessed Trust）」、「Hexa Whale Trading」疑似透過幣安平台，為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在內的伊朗相關組織轉移了數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最關鍵的爆點在於人事變動。報導又指，當調查人員將相關疑慮上報高層後，不僅相繼遭到停職處分，整個調查小組更在創辦人趙長鵬（CZ）獲特赦不久後被解散。

這個劇本完美契合了公眾對「大企業掩蓋真相」的想像：內部吹哨者揭露驚天黑幕，卻遭公司報復性清洗，鉅額金流與恐怖組織掛鉤，情節緊湊、戲劇張力十足。一時間，幣安彷彿成了不受控的金融野獸，為了利益不惜踩踏制裁紅線。

風暴起點

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各界關注，原因並不僅是「資金規模龐大」，更關鍵的是它觸及了兩個極為敏感的議題 —— 「涉嫌協助伊朗規避制裁」與 「加密貨幣交易所的合規誠信」。

然而，隨著幣安公布更多內部調查細節，整個故事開始出現另一個版本。

還原風暴起點，這項調查究竟是如何展開的？根據幣安聲明，調查始於 2025 年中旬，最初是 「接獲執法機關的協查請求」，才發現這個錯綜複雜的資金鏈中，有部分錢包暗藏著可疑牽連。

對此，幣安隨即啟動內部調查，也因此得以循線查獲 「Blessed Trust」與 「Hexa Whale」兩個涉事帳戶。聲明強調，幣安在第一時間就果斷封鎖了這些帳戶，並主動將相關情資通報給執法單位。這，正是驚悚頭條背後，刻意被隱去的事實全貌。

17 億美元的迷霧：是「直通德黑蘭」還是「鏈上羅生門」？

媒體報導宣稱的「17 億美元金流」，又是如何在區塊鏈上流動的？歷經數月調查，幣安團隊逐步還原出一個跨越亞洲、中東等地的金融活動模式，當中涉及多個角色，主要包括以下 3 大環節：

資金源頭：來自一家受監管的大型穩定幣發行商，以及一家受新加坡監管的數位支付與銀行服務提供商。
中間轉手：資金從幣安流出後，被分散發送至多個錢包地址。經過深入調查後發現，其中許多錢包可能由同一所有者掌控，並屬於規模更龐大的犯罪集團。
最終接收方：資金在鏈上經過多次「跳轉」（multi-hop，指資金在多個地址間轉移）後，約 1.261 億美元最入與伊朗相關的錢包地址，而真正流入「伊朗革命衛隊（IRGC）」相關錢包的金額為 2,410 萬美元。

幣安指出，涉事用戶在當時均未列入任何國際制裁名單，且他們在幣安平台上的交易，也完全沒有觸發任何業界標準的鏈上監控工具警報；與 IRGC 的相關交易和錢包，更是幣安在啟動調查後，主動與執法機關配合「深挖」才揪出來的。

媒體的「4 大指控」與幣安的反擊

為了還原真相，我們將媒體的「4 大指控」與幣安出示的「客觀事實」進行了對比：

指控一：「幣安向受制裁伊朗實體轉移了 17 億美元。」
- 幣安回應： 這筆爭議資金的起點與終點，皆不在幣安。資金流經多個第三方中轉錢包後才流入與伊朗相關的地址，絕大多數資金與伊朗並無關聯。幣安已註銷涉嫌可疑活動的帳戶，並將可疑活動報告給執法部門。幣安的行動符合適用的制裁法律，是有效合規計畫的成果。

指控二：「幣安合規人員因調查此案而被解僱。」
- 幣安回應： 沒有任何員工因為上報合規隱患而遭到解僱。部分合規員工的離職，是因為在內部審查中被發現嚴重違反了公司的資訊保護與保密準則。在金融與合規領域，洩漏用戶隱私與內部調查機密是足以構成解僱的重大違規。

指控三：「調查被高層強行停止或壓制。」
- 幣安回應： 調查從未中斷，即使在相關員工離職後亦然。最終結果是：幣安在調查結束後，立刻關閉了所有涉及可疑活動的帳戶，並將這些可疑活動全數通報給執法機關。

指控四：「幣安調查人員被拒絕存取 Blessed Trust 帳戶。」
- 幣安回應： 系統日誌顯示，調查人員一開始就獲得了該帳戶的存取權限，且該權限被多次展延，從未受到任何限制或阻撓。

在這場圍繞 17 億美元資金流的攻防戰中，最核心的爭議點在於：合規的邊界應該延伸到第幾層？

若以傳統銀行業的邏輯來看，幣安的角色好比一家「中繼銀行」。首先，資金在進入幣安前，是源自受監管的數位支付服務商與大型穩定幣發行商。這意味著在前端，這筆資金已經過初步審核；然而，當資金離開幣安後，就像進入了幽暗的地下迷宮，經過層層轉手，最終流入受制裁實體（如 IRGC）的金額只有 2,410 萬美元，僅占媒體指控總額的 1.4% 左右。

我們必須思考：如果一家金融機構已經對客戶進行實名認證（KYC），且資金來源合法，它是否還具備法律義務與技術能力，去「預判」這筆資金在經過 5 手、 10 手轉帳後的「終極目的地」？

幣安這次選擇與《華爾街日報》對簿公堂，與其說是名譽保衛戰，不如說是對「合規無限責任制」的正面狙擊。在傳統銀行業裡，似乎從未有過要求金融機構對「無限下游」負起連帶責任的苛求；然而，在區塊鏈的透明帳本面前，傳統媒體卻反倒利用這種透明，將合規的「邊界」無限上綱，把幣安置於公眾審判的放大鏡下肆意定罪。

正如幣安在公告中所說：「無論是在幣圈或傳統金融界，沒有任何一家交易所，能保證風險永遠不會波及自身平台。區分一家負責任機構的標準，在於當風險發生時它做了些什麼：是否能偵測風險、展開調查、採取措施緩解風險並及時上報？在最近報導的每一個案例中，幣安這 4 點都做到了。」

司法系統如何看待類似指控？

如果說媒體的筆鋒帶有偏見，那麼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則提供了最冷靜客觀的法理視角。要理解幣安在「17 億美元伊朗金流」中的處境，我們必須參考兩宗判例：

首先，今年 3 月初（即 WSJ 報導延燒之際），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 Jeannette A. Vargas 做出一項重大裁決：全面駁回 535 名恐怖攻擊受害者對幣安提起的反恐法（Anti-Terrorism Act）集體訴訟。

原告方指控，幣安在 2019 年起就知道哈瑪斯（Hamas）等恐怖組織在使用其平台（據稱有 5,600 萬美元與哈瑪斯相關的資金流經幣安），因此幣安應為這些恐怖攻擊負責。

然而，法官在長達 62 頁的判決書中指出，儘管幣安對自身平台可能存在恐怖融資風險具有「普遍認知」，但這不足以構成法律責任，原告必須證明幣安「知情」並「刻意協助」恐怖分子，且這種協助必須與攻擊事件本身存在直接關聯。

法院駁回了原告主張的「資金可替代性（Fungibility）」理論，即認為「只要資金流經平台，平台就是在資助恐怖主義」的邏輯，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緊接著在兩周之內，美國阿拉巴馬州聯邦法院亦駁回另一宗針對幣安所發起的反恐法訴訟。

在這起案例中，法院不僅認為原告在法律與陳述上皆存在重大缺失外，更是將此訴狀形容為「濫訴（shotgun pleading）」，未能清楚界定各項主張，並不當將所有被告混為一談，未區別個別行為與責任。

每年投入 2 億美元築起「合規護城河」

除了司法判決所確立的法律邊界之外，幣安近年在合規領域的投入與成效，也提供了另一個觀察視角：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7 月期間，「制裁相關曝險」占幣安總交易量的比例，大幅削減了 96.8% 。
2024 年 1 月至 2026 年 1 月期間，幣安對伊朗 4 大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直接曝險金額」從 419 萬美元銳減至 11 萬美元，降幅達 97.3% 。
光是 2025 年，幣安合規團隊就處理超過 71,000 件來自全球執法單位的協助請求。
在幣安協助下，2025 年共有超過 1.31 億美元的非法資金被查扣並移交執法單位。
幣安每年在合規計畫上投入超過 2 億美元，公司近 25% 員工專職從事合規工作。